在李安65岁生日,回顾他的“窝居六年” 威廉莫里斯主要作品

2022-04-09 22:20:07

今天是李安导演的65岁生日,上世纪80年代他远渡重洋去到美国纽约学习电影,在之后的30多年里,他在东西方题材与语境中自由穿行,完成了诸多享誉世界的作品,借此机会我们来回顾一下李安在纽约闯荡时隐忍艰辛也充满力量的蜗居时光。

窝居的六年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 莫里斯(William Morries Agency)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捧到我没有抵抗力,觉得好像是真的,当然后来成真,但当时谁晓得。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与乔尔 罗斯(Joel Rose)合写了个剧本《不是迷信》(Is not Superstition),也开始到好莱坞去试试,两个礼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们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线》,然后一直吹捧,令我觉得充满了希望。有人建议剧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两个月后再去,又要再改,就这样来来回回,都没有付费。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这些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这是美国所谓的企划炼狱(development hell)。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影” 洽谈过,企划小野、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没什么希望!”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这么多年看下来,我觉得电影这一行真是形势比人强。我那时发现,身边当上导演、又做出点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展。

我曾在纽约街头碰到一个NYU的学弟,比我晚几届,当年他也因学生片红极一时,人又高又帅、口才又好,片子艺术性强,比我的《分界线》受注目。但他至今仍无机会拍片,最多执导HBO(Home Box Office电视台)的片子,不过他还在埋头笔耕创造新的契机。

NYU毕业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几届最杰出的就是斯派克 李(Spike Lee),他也不是上班族,而是持续写作及申请基金会的补助。那时拍电影的老中很多也走这条路,但我对这个没兴趣,因为拿补助拍的都是社会片、实验片,和我的路数不合,加上我又没入美国籍,不是市民。申请基金补助好像还得靠行,混入圈内大家轮流当评审,相互给补助。我资格不够,又不会弄,所以没朝这方面发展。

当年我就很怕自己像闽南语歌《烧肉粽》歌词里所唱的:“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无,暂时来卖烧肉粽……”自怨自艾,久而久之竟不知不觉地就叫卖了一辈子的“来呷烧肉粽”。所以我就赖在家中,不肯去做赚钱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宵小或抢匪闯入抢劫。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本文节选自《十年一觉电影梦》

《十年一觉电影梦》是导演李安以第一人称口述的方式,讲述自己电影生涯第一个十年的追梦历程。这不仅是一个坚持“理想不死”的电影人的成长告白,更是一部探究“如何面对磨难和荣耀”的自我对话。

【作者简介】

李安(AngLee) 

1954年10月23日生于台湾屏东潮州,祖籍江西。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治家严格,颇有古风。

1975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1978年赴美留学,获伊利诺斯大学戏剧系学士学位,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硕士学位。

1984年以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第一名毕业后,因未得拍片机会而在家带小孩六年,直到1991年,台湾的中央电影公司找他拍摄《推手》一片,方才一举成名。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在“东西方世界里游刃有余地行走”,除了拍出《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卧虎藏龙》、《色 戒》等华语片外,也派出了《理性与感性》等英语片,同时还拍摄了《冰风暴》、《与魔鬼共骑》、《绿巨人》等商业片,取得双金人、双金熊、双金狮、双金球的惊人获奖战绩。

2013年,凭《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入围奥斯卡11项提名。

张靓蓓 

美国乔治亚大学视听传播硕士、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学士。

曾任: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讲师、台湾东海大学美术系讲师、台湾台北市立美术馆编辑、台湾《中国时报》主任记者。纪录片《无米乐》、《生命》、《部落之音》、《梅子的滋味》、《天下第一家》媒体总监。现专事写作。

著有:《艺术家素描》之《侯孝贤》、《杜笃之》篇;《梦想的定格--十位跃上世界影坛的华人导演》;《不见不散--蔡明亮与李康生》;《2003电影手札》;《镜头下的爱情》;《不确定的时间》之《叶锦添:少年时绘画摄影的启蒙》篇;《行者影迹》之《面对当代导演李行》篇;《当代中国电影1995-1997》之《面对当代导演王家卫、蔡明亮、许鞍华、陈可辛、张作骥》篇;《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行者无疆”》之《台北影人》、《香港影人》篇;《寻找电影中的台北》之《台北青少年的心灵空间》篇。

主编:《视角边缘——吴其谚文集》。

译有:《大英视觉艺术百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全集》第一集《埃及与古代近东》、《再见特吕弗》。

张靓蓓女士已于2019年10月14日晨病逝,享年67岁。张靓蓓毕业于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并于美国佐治亚大学(UGA)取得视听传播研究所硕士学位。她是资深媒体人、作家、影评人,曾从事记者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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