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黄金荣与杜月笙不得不说的11个故事 青帮小老大什么意思

2022-04-02 10:08:17

“对于黄金荣与杜月笙,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如坊间闲人一样猎奇轶事以消磨时间,另一种,则是把他们与时代的关系梳理清楚,从中发现在社会大趋势之下,他们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设定边界。”

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一生,最终没有像一般黑帮影视剧惯常所表现的那样反目成仇,内讧火并,这应该算一个奇迹。另一个更大的奇迹,则是他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刑事诉讼。

这样,如果严格恪守“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说他们是“黑社会”,是不是就有诽谤之嫌了?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寄身非法组织,借助政治势力,用暴力或暴力胁迫等手段,从事黄赌毒一类的勾当,完全符合黑社会的标准定义。

秘密在于,他们活动的主舞台,是租界。1849年4月,法国于上海获得在华第一处租界地,旋即成立“公董局”,相当于英租界内的“工部局”,是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公董局成员多为早期殖民者,与传教士不同,敛财是他们不远万里奔赴东方的原动力之一。因此,赌场、妓院乃至烟馆在租界地面上事实存在,租界当局公开收取“营业税”。

当然,租界方面并未认可开赌场开妓院开烟馆合法,但也没有明确规定不合法,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司法原则,为黄金荣与杜月笙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学者廖保平也注意到了租界对于黄金荣和杜月笙的重要性。他说: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环境下,很难有江湖藏身之地,但当时上海建有中国最大的租界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武装力量不能越界行事,是“国中之国”、“法外之地”。在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界之间,形成大大小小的“三不管”地带,成为帮会藏身的绝佳之地。租界利用帮会维持治安,经营和控制地下经济,因之庇护和纵容帮会,中国政府及法律奈何不了他们。

不仅如此,待到王权崩解,民国初立,军阀来去间,政权不断更迭,华界持续动荡,走马灯一样的所谓政府及其法律,也根本无心无力去“奈何”他们。而且,战乱同样也会让帮会走开,黄金荣与杜月笙的势力能够不断壮大,更是离不开租界这个相对平稳的避风塘。

在主流话语中,租界向为民族屈辱的象征。可每逢战乱,无论达官贵人,或贩夫走卒,都会成群结队首选逃奔租界。鲁迅先生有十年时间住上海虹口公园附近,那里是英租界北部越界筑路区域,俗称“半租界”。教科书上说,鲁迅有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帝国主义十分憎恨,因此将“租界”各取一半,遂有《且介亭杂文》中的“且介”二字。饶是如此,自尊与憎恨,依然挡不住他在预感危险逼近时,果断地躲进租界。或许,对于租界,鲁迅先生也和我们一样,理念与行为一直存在着深度悖离,自己却浑然不觉。

台湾作家章君榖先生说:“从光绪末造,到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光复上海以前,法租界以其特殊的环境,实已形成政坛勾心斗角、纵横捭阖之中心地带,无论在朝在野,各党各派,都有重要角色,在此从事多方面的活动。这弹丸之地在历时二十余年间,地位仿佛二次世界大战的英伦,再加上北非的卡萨布兰卡。”

由此,租界成为政治异见者或失意者活动的天堂,而黄金荣与杜月笙作为“地下主人”,在享受自由之外,又拥有了接近权力或行使权力的大把机会。当年中共召开“一大”,地点即在望志路106号,法租界。会议决策者也应该清楚,万一被租界当局逮捕,可以接受相对规范的法庭审判,还有为自己辩护以争取脱罪的余地。可如果是被租界外的政权捉去,那就几无生路了。也就是说,对于自由的边界,他们也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理解。事实上,“一大”议程过半时,确有黑衣人突然闯进会场,声称要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此人,就是黄金荣手下的得力干将程子卿。

杜月笙发现黄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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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8岁的杜月笙彻底沦为孤儿时,28岁的黄金荣还在上海华洋交界的洋泾浜郑家桥一带,与众多街头小流氓一起混社会。他全然想不到,自己会在3年后进入法租界巡捕房,成为一名威风八面的侦探。

当15岁的杜月笙挥泪告别奶奶,从浦东高桥镇一步一步迈向上海滩时,黄金荣则已失掉了侦探工作,去出生地苏州寻找机会。那时,杜月笙也无从知道,黄金荣在苏州的最大收获,是娶了从良的烟花女子林桂生。而林桂生不仅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更是决定杜月笙人生走向的大贵人。

在法租界一向有“治安长城”名头的黄金荣,是被迫辞去侦探这份美差的,起因是他破案数量之多,令人生疑。说起来,黄金荣的祖父与父亲都是前清捕快,父亲在浙江余姚县衙任职,侦破过一系列要案疑案,后来作为优秀人才,被跨省引进江苏苏州。龙生龙,凤生凤,出身捕快世家的黄金荣擅长破案,本当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他在巡捕房内的竞争对手徐安宝一直对他不服气。徐这样向巡捕房的法国首脑奏本:“为什么黄金荣三天两头破一起案子,却很少能抓到案犯?”法国首脑想一想,也是啊,黄侦探破案很多,抓人却很少,为什么呢?徐安宝说,那是因为,好多案子都是他安排门徒做下的。比如,门徒从大户人家偷来金银珠宝,由黄金荣交给巡捕房,功劳归他,人却一定是不肯抓的。或者,黄金荣密令门徒当眼线,纠集小流氓打劫,他事先带人设伏,将作案者一网打尽,之后再设法将眼线捞出来。

法国佬又一次领教了中华智慧的博大精深,在深深叹服之余,严辞诘问黄金荣,迫他迅速将租界内的小流氓全数铲除。这里有分教:如果黄金荣真像徐安宝说的,干了那样不堪的事,一定会恼羞成怒;如果他没有那么干,则一定会感觉严重受辱。总之,在他面前,已经没有路可走,不得不愤而辞职。

黄金荣投奔苏州一位父执刘武琦,为他的天宫戏院看场子。这里有两种说法,一是,两年后,法租界巡捕房首脑去苏州游玩,偶遇黄金荣,忆起他当年的神勇,认为他还是一匹好马,于是请他吃吃回头草。另一种是,黄金荣离开后,法租界的小流氓失去了老大,进入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街头打杀不断,治安一时大坏,于是首脑专程赴苏州,请黄金荣出山,并将他由探长晋升为领班。

租界小流氓为什么会听黄金荣的话?因为其中很多人是他的门徒。可是,严格来讲,黄金荣并不是青帮中人,因为他没有拜师,直接就按青帮的规矩开山收徒了。用老上海话说,他根本是个“空子”,即冒牌货。

青帮源于清朝大运河漕工群体,创立主旨是互帮互助,替天行道。因而,与真正的黑社会相比,青帮组织松散,管理随机,义气重于责任,传说大于实力。他们有一条规矩,叫“可冒不可赖”。就是说,像黄金荣这样,冒充青帮收揽徒子徒孙,借以行走江湖,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有帮内来查他。可是,一旦青帮有事,需要他出人出力流汗流血,也绝不可以抵赖逃避。

黄金荣早年也有机会加入青帮,但他一直坚持,自己毕竟是巡捕,相当于准公务员,明晃晃地拜师父、入帮会,不太合适。相比之下,杜月笙的出身倒是比黄金荣正宗,他拜过师,是青帮正式成员,属于“悟”字辈。他能进入黄金荣家,也正是经由青帮有力人士帮忙介绍的。

2

杜月笙进入黄府的过程很有戏剧性。杜多年后回忆,第一次见黄金荣,他恍恍惚惚的几乎处于失忆状态,不记得黄金荣问了些什么,自己又是怎么应答的,甚至,连自己带去的行李卷随手放到了哪里,也全然忘掉了。可以想见,当时的杜月笙看神祇一样的黄金荣,该是多么的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即。

但黄对杜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一个表情恭顺的低级门徒而已。如果不是林桂生发现了杜的才干,向黄金荣力荐,不知杜在黄家还要打杂多少年。黑社会内部,向来层级森严,大多数人一辈子混在底层,吃苦,劳累,危险,却收入低微,绝没有影视剧所表现的那么风光。

杜月笙在黄府一直小心做人,专心做事。林桂生生病,他全力侍疾,数日衣不解带,随时候在榻前,此举深深打动了林桂生。在那些枯守病房的漫漫长夜,相信杜月笙也会揣想过:黄金荣不过是一个巡捕房侦探,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又起洋楼,又养门徒?但杜月笙平日的工作,是在厨房打杂,除了每天来多少客人、要开几桌酒席之外,他没有办法了解更多。

一次意外事件,让杜月笙脱颖而出。那一天,黄金荣不在家,有人急急地向林桂生报告,本该运进黄府的一个麻袋,被一名门徒半路拐跑了。当时,能打的武将全部外出,林桂生一时束手无策。杜月笙自告奋勇站出来,决定单枪出马。枪,是从林桂生处借来的。

杜月笙脑筋清楚,他分析,首先,小偷肯定不敢进法租界,因为那是黄金荣的地盘。而入夜之后,上海城的城门已经落锁,他也进不去。那么,能走的路只剩一条,就是去英租界。

于是,杜月笙叫上车,直奔英租界。刚过著名的孔子路,就见大白月光下,一辆黄包车正艰难前行,麻袋在车上,小偷坐在麻袋上,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状如惊弓之鸟。杜月笙拔枪相向,小偷呆住了。杜月笙命令车夫:“这货是黄金荣黄老板的,马上掉头,拉到黄府去,我给你两块大洋!”车夫二话不说,掉头就跑。小偷开始哀求:“货给你,放我一马吧!”杜月笙不答话,晃了晃枪口,意思是:我答应,枪不答应。

文弱的杜月笙居然立下如此大功,不禁让林桂生刮目相看。林桂生决定,进一步考验他。这一次,是带他去赌场,赢回两千多块大洋,全归给了他。两千大洋,在当时的上海,足以买下一套豪宅。林就是想看看,杜月笙怎么花钱。如果是买房置地,可靠,但不可大用。如果是吃喝嫖赌,那就既不可靠也不可用了。结果,杜月笙用这笔钱还清了早年的欠债,其余的,大都散给了从前一起混街头的朋友。这让林桂生又一次刮目相看:此人办事牢靠,不贪财,会花钱,敢交朋友,可大用。

经林桂生隆重推荐,杜月笙得以进入黄家军核心圈,这时,杜月笙才发现黄金荣发财的秘密。那次他单枪匹马夺回来的,可不是什么普通麻袋,而是满满一包烟土,即鸦片。这烟土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黄金荣的门徒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当时,大量烟土来自外洋,为躲避海关查验,大海轮泊在码头之外,入夜后,一包一包烟土被丢进大海,由接货方驾小船顺次打捞。正是在这一环节,黄金荣的门徒可以像蝗虫一样围上去强抢。反正是黑吃黑,谁也不敢报案。

3

杜月笙在黄家,整整服务了10年。

侦探这份职业,黄金荣无需他人插手。除此之外,黄家的三大事业,杜月笙全部深度介入。第一类,贩毒、开赌场、办妓院,都是在灰色地带游走。第二类是正行,经营大戏院“共舞台”,开办“中国最伟大的游乐场”上海大世界等。第三类,则是善举,如救济乞丐、收容难民、捐款赈灾等。

每年春节前夕,黄金荣都要给乞丐发钱,这是上海市井的一件大事。黄的门徒,要先把乞丐集中到一个大院落里,几乎等于强制收押,然后让他们排好队,一个一个领钱,领完一个,放出去一个。初时杜月笙对此不解,黄金荣一笑:你不知道,以前是在街面上发钱,结果,领过钱的家伙们转身又去排队,三天三夜也发不完。就算这样关他们,也没用,有些乞丐还是会翻墙进来,再领一次。

在杜月笙眼中,黄金荣当然是一个复杂的人,难以彻底了解和把握。从起初的战战兢兢,到之后的心平气和,这种情感变化,见证了杜月笙的悄然成长。最后,也许是黄金荣在五十岁上“冲天一怒为红颜”的荒唐举动,让杜月笙终于找到了平起平坐的感觉。

杜月笙记得,就在他把张啸林引荐给黄金荣的那一年,共舞台的年轻女艺人露兰春让黄金荣动了春心。堂堂的上海滩黄老板,自降身份,每天到台下捧场护场,风雨无阻,百般殷勤。有一天,露兰春唱戏不小心走板,招致台下一位年轻人高声喝倒彩。黄金荣怒不可遏,冲过去就赏了年轻人两个大耳光。年轻人拔身而起,正欲发作,却见一群如狼似虎的壮汉围在黄金荣身畔,只好忍气吞声,含恨离去。

可黄金荣不知道,挨了他两个耳光的年轻人,不是别个,正是著名的民国四大公子之一,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

民初,上海行政归江苏,但驻防上海的历任淞沪护军使,都受治于浙江督军。也就是说,卢永祥才是上海的实际统治者。这样,转过天来,黄金荣就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抓走,关进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家宅后花园假山下的地牢里。在这里,等待黄金荣的,无审判,无辩护,只有无休无止的羞辱和折磨。

为营救黄金荣,杜月笙硬着头皮只身去找何丰林求情。当他迈进刀枪林立的何宅大门时,不知心里会不会油然而生委屈和不解:谁才是真正的黑社会?

黄金荣看杜月笙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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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帮三大亨”,老上海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浙江人张啸林一向蛮勇,在黄家军中,地位相对边缘,那么,黄金荣又是怎么看杜月笙的呢?

为酬报杜月笙多年的忠诚服务,黄金荣送给他的第一份产业,是公兴俱乐部。这是一家赌场,坐落于法租界。而当时在邻近的英租界内,有另一位黑帮人物严老九经营的赌场,每天门庭若市,生意红火,对公兴构成了强大压迫。杜月笙的一个门生精于赌技,擅自闯到严老九处找碴踢馆,惹得严老九暴怒之下扬言要关门歇业。说关门歇业,并不是表示屈服,而是准备暴力开战的意思。杜月笙临急不乱,带上大笔现金,带上唾面自干的笑脸,亲自登门道歉,迅速把一场已剑拔弩张的血雨腥风消弭于无形。

对此,黄金荣给杜月笙4个字的评价:绝顶聪明。

法租界公董局更换负责人,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就烧向了赌场。而抓赌的重责,自然要落到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的肩上,这让他顿时头疼不已。自己的刀,怎么削自己的把儿?杜月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把赌场分为日夜两场,日场安排自己的门生去赌,风声紧时,黄金荣尽管来,反正都是自己人,随便抓一串回去给法国佬看,就可以交差了。而之后的夜场,才会迎来真正的赌客,他们是充分安全的。

对此,黄金荣给杜月笙的评价还是4个字:聪明绝顶。

1909年,大清政府与英法驻沪领事订立禁烟条约,限定两年内禁绝烟毒。禁烟,肯定是好事,可是,只要一禁,烟土的价格马上飞涨,这也是事实。杜月笙从中看到了机会,向林桂生提出建议,创办一家公司,专门在租界内包销法国海军贩运来的鸦片。

林桂生欣然同意,公司迅速剪彩开张,取名“三鑫”,因为原始股东黄金荣、金廷荪、阿金三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金”字。三鑫公司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法国军舰把鸦片运到吴淞口,张啸林负责接洽何丰林的军队,将货从吴淞口武装押运到十六铺,交给杜月笙,杜月笙率门生“小八股党”负责包运到法租界,批发给大小烟馆。

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1916年,三鑫公司年收入5000万元。同年,北洋政府财政总收入2.95亿元,算下来,三鑫一家公司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国年财政收入的12%。

实际上,成立三鑫,是杜月笙与林桂生共同策划的,起初甚至瞒过了黄金荣。等到黄金荣终于知道家里金库的钱为什么会突然增多之后,他明白了,“聪明”这种词,安到杜月笙的头上,已经显得太轻飘飘了。同时,他更明白,杜月笙在黄家军这支队伍中,已接近取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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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与杜月笙,实际关系是师徒,情感关系是父子,而表面关系,却是结拜兄弟。

黄与杜,相差20岁,杜怎么好意思管这位父亲一样的领路人叫“大哥”呢?这里,有一个机缘。杜月笙娶正室夫人沈月英,是黄金荣与林桂生做的大媒,而杜沈的长子杜维藩出生时,长得头角峥嵘,十分惹人喜爱,黄金荣与林桂生不容分说认下了干儿子,这样,他们自然就与杜月笙成为了平辈。

另外一个更直接的机缘,是黄金荣被关进何丰林的地牢后,杜月笙与张啸林不遗余力地奔走营救。时任浙江省长张载阳,是张啸林读军校时的老同学,经他从中斡旋,卢永祥态度软化,同意和解。之后,由杜月笙出面,将三鑫公司的大批干股分送给卢永祥与何丰林,并达成双方合作贩毒的协议。至此,黄金荣的一场大厄,方告化解。

事后,黄金荣对杜张二人感激万分,决定取消辈分,正式与他们结拜为兄弟。

黄金荣被抓事件,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那就是杜月笙的实际独立。江湖上不怕打打杀杀,最怕丢面子。原本横行申江的黄金荣,经历如此不堪际遇,内心难免意兴阑珊,从而萌生退意。况且,为黄家立下汗马功劳的杜月笙,行事稳妥,忠诚不渝,不贪财,办法多,“你办事,我放心。”在黄金荣心目中,杜月笙已足以担起前敌总指挥的重任。

1929年,基于杜月笙的声望和贡献,法国领事馆允许他当选为公董局华董,从而进入租界最高领导机构。当年衣食无继的苦孩子,如今俨然与法国人一字并肩了。而黄金荣作为老前辈,终其一生,也就是个督察长,属于租界内的中层干部,因此,在他内心深处,会不会对杜月笙生出三分醋意?

想来,黄金荣可能这样安慰自己:反正是自己的伙计嘛,他有出息,我脸上也有光。同时,黄金荣认为,杜月笙固然精明能干,心思灵活,可恐怕还是应付不了那种高阶层的大场面。于是,他开始以老大哥的身份,向杜月笙传授自己和法国人相处三四十年的宝贵经验:外国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如何巴结讨好才能事事取得他们的欢心?

只是,杜月笙内心的观念,恰恰和黄金荣相反。黄对法国人只有浮光掠影的认识,而无透彻精准的研究,因此一生都在竭力争取能为外国人所用。杜却另有雄心,早已定好如何利用外国人的方案。

可是,永远不和黄老板争辩,是杜月笙终身不渝的原则之一。即使黄老板的叮嘱对他已毫无用处,毫无必要,他也总是聚精会神地侧耳倾听,嘴里嗯嗯啊啊连声应诺。台湾作家章君榖对此评论说:“他这样,并非全部做作,自有一份感念,一份关切。”

是的,杜一生对黄至忠至诚,让黄待杜如同亲子的寄情没有落空,这也正是杜的崛起没有引发团体内讧的重要原因。

6

黄金荣也了解,杜月笙出身苦寒。苦寒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父母去世,无钱安葬,灵柩一直浮厝在家屋后面的田垄上,仅盖些稻草,聊蔽风雨。让父母荒丘暴露,无法入土为安,为人子者,情何以堪?因此,杜月笙功成名就之后,不惜花重金营造杜氏祠堂,并把祠堂落成典礼设计成了自己的人生高潮,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930年,杜氏祠堂落成,蒋介石赠匾“孝思不匮”,同时赠匾的还有徐世昌、段祺瑞、张学良、吴佩孚、张宗昌、何应钦、顾维钧、孔祥熙、于右任、吴铁城等,甚至还有班禅。而北洋政府前总统曹锟,则给典礼发来了贺电。

典礼总指挥是海上超级闻人虞洽卿、黄金荣、王晓籁,曾为袁世凯称帝四处奔走的“旷代逸才”杨度,只不过是典礼仪式的中层干员。上海邮政局在杜祠开设临时邮所,赠送纪念封。这在当时,属于开风气之先的创举。由法租界到杜的故乡浦东,游行嘉宾达五千人,前头由全副武装的英国巡捕骑马开道,首尾绵延两英里。获邀参加典礼者两万人,观礼群众10万人,大导演张石川全程跟拍纪录电影。

建造杜祠,全部花费为50万元,典礼招待费用,又是50万元。

对此,黄金荣会怎么看呢?当年他的黄家花园落成时,可没有过如此风光。但是,黄自有黄的骄傲,比如他过80大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赶来给他叩头,只要有这么一桩事,就可以把杜月笙所有的风头全压下去了。

关于蒋介石给黄金荣拜寿的情节,刘夏先生在《黄金荣传》中有活灵活现的描写:蒋介石抵达黄家花园后,先把黄金荣扶到一张太师椅上坐定,然后取来一只金丝寿字软垫,放在地上,轻轻说了一句:“今天,我特地来拜寿。”说罢后退两步,立在软垫前,双手一拱。这时,黄金荣像一只大皮球,“咚”的从太师椅上跳起来,那敏捷的样子,实在不像80岁的老人。只见他双手急摇,嘴里忙道:“啊哟,这哪里可以,不可以!”可是,蒋介石已经撩起衣襟,双膝下跪,毕恭毕敬地冲他叩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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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君榖先生说:“关于黄杜失和,两家恩怨,有多年的传说。失和固非事实,恩怨更谈不上,小不愉快诚然有之。不过由于杜月笙的竭力忍耐,以柔克刚,许多尴尬场面,都能化险为夷。其实,晚年的黄金荣,对杜月笙并没有什么不满意,更不曾发生过利害冲突,闹来闹去,无非黄金荣退休以后,老年人的情绪问题而已。”

比较典型的一次,发生在黄金荣从巡捕房彻底退休之后。黄的门徒陈培德,犯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案子,被关进淞沪警备司令部。偏巧不巧,逮捕陈的,正是杜的门生。这下黄金荣不干了,一口咬定杜在跟他别苗头,于是急吼吼地召见杜。

第一时间赶到黄家后,杜月笙见一堆人守在黄的身边,可黄却全然不理他,自顾在榻上抽大烟。烟枪嗞嗞作响,杜只能乖乖站在一旁一声不吭。三筒大烟抽足,黄金荣开腔了:“我也老了,愿打愿杀随你们的便。”杜月笙接话:“您老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哪个敢违抗呢?”黄东拉西扯支吾了半晌,最后才高声喊出来:“陈培德犯了什么错?”

这一声吼,几乎把杜月笙闹愣了,陈培德是谁?这完全是发生在最基层的一桩小事,哪里值得他去关注?但他二话不说,马上扑到门边挂电话,安排手下去息事捞人。杜月笙当然是被冤枉的,可据在场有心人观察,整个过程,杜一直和颜悦色,不曾皱过一丝眉头。

此时的黄金荣,就像一个渐入老境的父亲,当然会经常对已经顶门立户的子女发无名火,那是他在徒劳地对抗时间。作为子女,了解到这一层,也就会像杜月笙一样,用从内到外的顺服,替无情流逝的时光背起黑锅。

杜月笙一生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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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杜氏传记中,有一个小人物被忽略了,他就是王国生,杜月笙最初落脚上海,在他开的潘盛源水果店打工。

入黄门前,杜月笙所能走的路,与大多数赤脚进城的乡下少年一样,因受教育不足,眼界狭窄,人生没有方向,极易沾染恶习。杜月笙的毛病,是好赌成狂,竟私自挪用水果店的货款,在输个精光之后不辞而别。可是,王国生却抢先一步原谅了他,在他饥寒交迫、病饿无着时,又将他接回店内,全无责怪,信任依旧。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在杜月笙的早期经历中,却应该占据重要位置。杜从小见惯了各色势力眼,包括亲族,包括乡邻。你坑我?没关系啦,我转过头来也害你就好了。这种对等的恶恶相报,是他耳濡目染的生活常态。而王国生却让他得以识见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从而觉悟到,原来,人还可以有这样一种向善的选择。这很可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为他后期出污泥而试图不染提供了动因。

学者廖保平这样评价杜月笙:“作为一个暴力色彩浓厚的江湖老大,竟没有被政治权力消灭,还能将自己的黑社会身份不断洗白,在江湖与政治之间穿梭自如,呼风唤雨。”事实上,杜月笙并没有像廖先生说的那么“自如”,但他对自己身属黑帮这一事实,却一生不甘,一直在挣扎洗白,这倒是真的。

杜月笙讲过,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一个达官贵人的聚会,但见座中高冠峨服,衣香鬓影,再仔细打量,那些有身家、有地位、有教养的绅士,没一个人戴他手上那种惹人注目的大钻戒。杜月笙立时自惭形秽,在桌底下捏住戒指转了一圈,把那颗大钻石紧紧握在掌中。回到家,他直接把钻戒扔进了保险箱,并从此日日长衫,风纪严谨,即便是三伏暑天,在家里,也绝不袒胸露臂。因他的表率作用,一时间,整个上海滩,至少脱下上万只钻戒。

杜月笙知道,想洗脱黑社会形象,仅改变外表还远远不够,内里也必须有货。凭他的识字水平,可以勉强读书看报,可要完全理解内容还存在困难。他自有办法,设专职读报秘书,每天听报。听完一段,有不懂之处,就详加追问,一直到弄通为止。这一习惯几十年不辍。另一个学习的捷径,是听评书。从春秋起,经秦、汉、唐、宋、元、明,直到大清,他把两千年的历史听了个滚瓜烂熟,从中找经验,找常识,找启示。这一习惯,也是几十载不变。1949年移居香港后,还专程从上海请过评书先生。

创办恒社,是杜月笙试图从组织上摆脱青帮阴影的又一努力。他也清楚,不管他个人如何自洁,只要还拥有众多门生,就永远无法让人忘掉他的青帮背景。现在,他创立一个公开合法的社团,就可以用新名义在租界内外行走了。恒社成立于1933年5月,发起人19名,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朱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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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金荣出身小康之家不同,杜月笙3岁丧母,5岁丧父,先随继母生活,后继母不知所终,他就成了吃完上顿无下顿的孤儿。可是,与黄相比,杜的洗白又有天然优势,因为在他入黄门前,大部分脏活累活都由黄金荣干了,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在此意义上说,杜是黄的2.0版,可以站在黄的肩膀上坐享其成,双手无需再接触太多的脏东西,因而向合法化转型相对容易得多。

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上海,东南局势渐告稳定。国民政府一向主张废除租界,清理黄赌毒,杜月笙对此心知肚明。正是在此前后,他开始逐步退出贩毒和赌博行业。因此,他的洗白,除了个人追求之外,还有大势所趋不得不为的因素。

杜月笙创办了多家合法公司,部分由他直接管理和经营,涉及航运、金融、纺织、面粉等行业。还有一些朋友或徒子徒孙开办的公司,主动要求挂他的名为董事长,他也一概欣然应允。最多时,他拥有七十多个头衔。如果按今天某些人士的习惯,把所有的职衔都开到名片上,那么杜的名片恐怕要八开纸那样大才行。

一个人,即使换了芯片大脑,如果身兼七十项职务,恐怕也会经常短路死机吧。从杜月笙这种无害的贪婪中,可以隐约看出,对于正常的社会身份,他的补偿心理有多么强烈。

抗战胜利后,毁家纾难的杜月笙属意上海市长的位置。在他看来,这是洗白的最佳机会。可是,蒋介石没有答应他。随后,杜又参与竞选上海市参议会议长,国民党高层同样意见歧生。于是,杜及门生安排了一次奇葩的选举,先让杜高票当选,随即宣布因身体原因辞职。这是一种变相的抗议,表达了杜的极度渴望与无奈。

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话,据说出自杜月笙之口:“我就是蒋介石的一个夜壶,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塞到床下去了。”实际上,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不要看许多大好佬们,都跟我称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们是在拿我当作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地藏到床底下去。”他并没有专门针对蒋介石,那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无论杜月笙怎样不甘,其实他也明白,一朝为贼,终身为贼,人们的这种惯性认知,是他洗白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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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这样评价杜月笙:“名闻天下,对民国政治有影响,有贡献,但究属黑社会人物起家,借烟赌发迹,受其惠者甚多,受其害者也并非没有。可以说有誉有毁,有恩有怨。”

是的,他可以不甘,可以努力洗白,只是,一旦核心利益遭到触犯,他做出的第一反应,依然难脱黑社会本色。

上海有一位金融巨子,素来鄙视杜月笙,发现同乡或晚辈与杜结交,就会训斥他们:“怎么可以跟这种人来往!”后来,巨子与一位良家女子有染,女子怀孕后不依不饶,非嫁他不可,否则就要新闻曝光。巨子怕了,左右求告无门,只好厚着脸皮去找杜月笙。杜关照各报馆,不准刊登相关新闻,然后亲自与女子谈判,只花用了不大一笔钱,就将事情平息下来。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杜月笙控制新闻有两大招法,一是直接买报馆,自己当老板。再有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情怀的新闻人,也没有办法和老板叫板,否则铺盖就会出现在大街上。第二招,是广交朋友,定期给新闻界名编辑名记者发放高额津贴,换来他们的言听计从。

1933年,李济深、蒋光鼐等人发动“闽变”,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这让相距遥远的上海国华银行摊上了大麻烦。事情是这样的,“闽变”主力19路军,一年前在上海参加“一二八”抗战,收到上海人民捐的一大笔钱,一时用不完,直接入股了国华银行。现在因为他们“闹事”,上海有些人生气了,召开民众大会,要求索回当年的捐款,还要追究国华银行的责任。

等到国华银行老板唐寿民获知相关情报,急忙向杜月笙求救时,已经太迟了,民众大会通过了十条决议,其中一条是:没收19路军款项,敦请政府勒令国华银行停业。消息传来,杜府内众人面面相觑,杜月笙却神闲气定,不慌不忙打过几通电话后,转身上楼听评书去了。第二天,在上海所有报纸报道民众大会的消息中,十条决议变成了九条。

如此操弄社会公器,实为一大罪恶。可杜月笙的弟子后来在台湾给他作传时,依然将此视为了不起的事迹大书特书,洋洋得意之态溢于言表。由此可见,新闻自由这种高级理念要在中国落地生根,该有多么艰难。

1937年,上海沦陷,杜先赴香港,后去重庆,一直遥控指挥留守上海的老班底,配合军统戴笠的地下工作,抢救要员,暗杀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即死于杜月笙门生之手。抗战中期,高宗武与陶希圣脱离汪伪政权,逃奔香港,公开揭露“汪日密约”,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其背后,也有杜月笙参与谋划。

可是,有这样一个细节却颇堪玩味:在重庆期间,杜月笙经常与前军阀范绍曾等大佬赌博取乐,赌规是,每人每天至少带法币5万元。这5万元,相当于战时60位国军上将的月薪,或2230名在前线流血拼杀的二等兵的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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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偌大的上海滩,只要与杜月笙有交情,几乎没人敢说从没接受过他的钱物馈赠。而且,杜月笙还有一个习惯,给朋友送钱时,一定要一对一,绝不让第三者在场,以保全受钱人的面子。

杜月笙曾深度介入上海多起罢工事件,据杜的门生陆京士称,1928年至1932年,上海工潮的十之八九,是通过杜月笙居间调停得以平息的。他做中间人,一手托两家,全力弥合劳资分歧,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杜先生”的口碑,由此深入民间。

1930年,法商水电公司中国员工罢工,法租界巡捕当街开枪杀人,劳资矛盾极度激化。杜月笙受法国驻上海领事委托,参与和解谈判。他身在资方,却心在劳方,开出优厚的补偿条款,复工草约得以顺利签订。可是,法商公司却临阵赖账,不肯支付两千三百多人罢工期间的工资,更不肯答应月增工资四角的条件。工人群情激愤,复工眼看就要流产,这时,杜月笙“言话一句”,扭转了局势:“法商公司答应不下来,全部由我付了。”

为此,杜月笙足足支付了30万大洋。

浦东高桥人向以杜月笙为傲。杜给家乡造了23座石桥,修了医院和小学,并且全免费。抗战前,浦东二百余户贫困人家,会按月到杜府支领生活费。而且在上海,如果贫苦家庭有人去世无以殓丧,就可以请杜家施送棺材衣衾。从1935年到1937年,杜月笙捐款达150万元。他的一生捐款多少,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统计。

他这样花钱如流水,手面阔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潇洒固然潇洒,漂亮也固然漂亮,可实际上,他已陷入了一个怪圈而不能自觉。他一定以为,钱是洗白的武器,散出去越多,效果就越好。殊不知,这种违背常规常理的用钱方式,反而会让人时时刻刻联想到,他的钱来路不正。

而且,他赚得多,花得更多,实际上是个穷人。尤其自1932年起,他彻底退出暴利的烟赌两行,收入应声大幅下降。可是,来钱的渠道变窄了,花钱的渠道却和原来一样宽,他根本停不下来。因此,每到年关,对杜月笙来说,都是难过的一关,手头没钱打点各路人马,他有时会急得直跳脚。1933年春节,对杜月笙来说,是最寒冷的严冬。传说,他向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借款30万元,被张一口回绝了。

但据章君榖先生称,这不是事实。恰恰相反,张公权一口答应了,可其他银行听说杜闹饥荒,争先恐后表示愿意借款。经过一番商议,最后由中国、交通等四家银行共同出资,抵押物是杜家的房产。房契被裹在一张报纸内,黏合处盖有杜的图章,由中国银行代为保管。报纸里头是不是真的有房契?没有人拆开查验过。也就是说,一张报纸盖个章,就可以借出30万元来,这一点,是让杜月笙最为自豪的。

“别人存钱,我存交情。”杜月笙向来这样说。

这条原则,他倒是一以贯之,坚持到了最后。1951年,杜月笙病危,他当着家人的面,把朋友欠钱的借条全部烧掉了,涉及的具体金额不详。据匆匆翻看过借条的家人回忆,其中有一张,是数十根大金条。

这样,当杜月笙临终前躺在病床上亲口说出,他的钱只有十万美金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怔错愕。谁也想不到,大半辈子挥金如土的杜月笙,留给庞大家族的遗产,居然如此之薄。这笔钱要分给4位太太和四儿三女,一个人能到手几文呢?难怪清高如孟小冬者,也忍不住当场脱口而出:“这么一点钱,怎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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